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范manbet一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我们教师就是处在道德境界，教师是人类manbet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传授人，担负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不断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对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作为教师，要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以从事教育工作为荣，以献身教育事业为乐，自觉地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武装头脑，用科教兴国战略激奋自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现实面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将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在平凡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

其次，要爱护学生，教书育人。教师教育对象是学生，其主要任务是教学，而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的过程。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思想，用爱心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主动与学生交流，和睦相处；要尊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业；要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服务思想，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理解学生；要用自己的品行、人格熏染学生、陶冶学生、唤醒学生。将教书育人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再次，要矢志钻研，勇于探索。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尤其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导下，教师肩负着培育新世纪人才的重托，一定要学会用面向世界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改革教育。从自身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形成拥有自我创新意识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独立思考，标新立异，运用已学的知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发现新知，于相互切磋中实现知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内在潜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最后，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社会发展已证明：现代化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是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社会。教师自身除搞好专业教学外，还要积极参加业余进修深造，从而在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能力。教师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精深的专业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才能旁征博引，游刃有余，变传统教育的重教、重知、重灌为素质教育的重学、重思、重乐，以适应教育体制的转轨变型。

总之，良好的师德，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是教书育人的一种动力。它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必须遵循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和。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良好师德的人，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托起明天的太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不仅是教师，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范manbet二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下两篇。子学时代共16章，主要讲先秦诸子。冯友兰认为，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大解放、大变动、大过渡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子并起的哲学发达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从此消失了。到此，子学时代终结，而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国社会各方面又起根本的变化，经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时的冯友兰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观点，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友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倚栏轩manbet学网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着重于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着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每个哲学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哲学史，重新整理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冯友兰也不例外。

当时西方哲学流行的看法，哲学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两小部分。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